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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系在作者3万余字同名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

"(28)吉登斯认为，"日常"一词所涵括的是"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时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从而"惯例(routine)（依习惯而为的任何事情）是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假如一个民族的信仰发生变迁，必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随之而起。

自世纪初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以来，这一概念逐渐引起了不少哲学家的重视与共鸣，如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赫勤的'日常生活世界'，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以及维持根斯坦晚期的'生活形式'，都体现了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可以说，'返回生活世界'已成为当代哲学中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进化论理性主义认为，"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22)在这里，现实的人的关系的网络与结构形成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其中，由于复数的人及组织的"出场"与"在场"通过言行举止确立互动的关系以建立彼此信任的各种要素，则成为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他说："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作出他们的解释。相反，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又低估了现代性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并不恰当地过分夸大了传统与习俗等本土资源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其次，"我的生活世界从一开始起就不是我的私人世界，而是内部主观世界。但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场冒险中时，谁是可以依赖的伙伴？当他陷入危难时，谁是他最后的守护者？"⒃由于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建立的社会信任系统主要在比较稳定的较小生活圈子中起作用，而当人的社会活动环境扩展了、社会流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动节奏加快之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不足以支撑该社会的结构与关系的稳定，于是要求建立新的信任系统，这就是人对制度的信任，而当这种信任不断得到强化之后人便会产生对制度的心悦诚服的信仰。这种‘存在本身，对于把握‘存在的思维主体来说，它是一种统一性的抽象或抽象的统一性。

但是随着社会日益发达，人们变得很容易在生活中遗忘生活，甚至在生活中丑化生活。所以，对存在的未来性的关切无法还原为现实存在的问题。而这样的人的理想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显然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为制度层面的法律模式的建构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性的选择可能。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同样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

哲学，它保留了人类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之外进行反思的权力，它使得人类保持着超越盲目和偏见的能力，从而免于彻底的思想病态和由此带来的无可救药的灾难。[4]所以，在法哲学领域，由于其论域的独特性，其论题始终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形成的框架之中展开的，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旨趣却始终是个人。

[16] 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生活就会变得麻木或虚伪，而且终将不幸福。如果这样，生活就萎缩成为属于某种社会的生活。二是无论真实的人还是这些真实的人选择或者创造的法律，都是真实的人的真实的生活活动。

例如，极端的社会激进主义和庸俗的公民社会都是人类生活的大灾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得生活屈从于一种并且仅仅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趣味和价值。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哲学的爱智（慧）本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法哲学就是在法律这一特殊的社会事物与社会事务上的爱智（慧）。但仅就单纯地获得秩序而言，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强力控制从妨碍一部分人的生活而获得，并不一定非得需要法律这种东西。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

而由这种‘大我与‘小我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提出了具有更为迫近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法律规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以及人类未来问题。假如一个人决心放弃生活，那么他已经否定了生活的意义，至少是否定了他个人生活的意义。

人的奥秘，是哲学的奥秘所在。政治或法律之类的科学所考虑的是社会机制的运作效力，然而一个高效的社会并不必然有良好的生活。

这二者的不同在于，生存只需要遵循生物的物种所天生具有的自然规律而延续其生命，对于这生命以及延续这生命的意义是不加思考和过问的。公正原理虽然不是幸福原理所派生的一个定理，但公正却是有利于幸福的。这种概念的存在，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它构成对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事物的统一性解释。[11]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四、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 法哲学对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就是以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的根据与理由即公正为根据、理由、标准和尺度，把在知识论意义上经过反思、怀疑和批判所获得的以具有价值意味的应该（ought to be）的命题陈述出现的法律真理本身，作为在存在论意义上进一步进行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加以反思、怀疑和批判，并同时设计和创造得到存在论意义的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检验、符合人的生活目的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价值的实践方式——在思想和观念中型塑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并同时敞开在现实中达到或者实现这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的各种可以选择的模式与路径的可能性。同时，赵汀阳还认为，哲学不是在各种学科之外，而是在每一个学科之中的一种思想手法。

显然建设性是生活事实的特色，因此建设性是生活事实最根本的性质。比如说，艺术和自然的美，它是人类永远在追求中的东西，并且是人类始终给予保持的东西。

虽然一个好的社会与好的生活往往是一致的，但好的社会并不是好生活的目的，相反，好生活必定是好社会的目的。政治、法律以及一切关于社会的观点的最终根据必须由伦理学来给出。

能够称为‘telos的追求只能是生活的永恒事业，或者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或者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事业，即那些构成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我国的法哲学一开始就在各种各样的由真心真意与别有用心的 膜拜与赞美织就的眩目光环之中迷失了自我。

因此，生活只是属于人的。赵汀阳指出：虽然生活事实总是社会性的，或至少是与社会性相关的，但伦理学并非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研究，而是一种服务于生活的批判。换一句话说，真实的人的生活也就是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而生活则不同，它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这生存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这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反思性的审视与创造。

[12] 正如在哲学上，作为其前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也是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并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一样[13]，法哲学对于法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以及对其进行的前提批判与反思，实质上也是为人的法律生活的正当性提供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这个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既成为在人的法律生活领域反思和批判现实的法律生活并进行价值改造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又成为塑造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的根据、标准和尺度。[18]]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12]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所以，我所主张的法哲学对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首先是立足于现实的真实的人的理解，是以现实的真实的人的生活为对象而以其生活的理想为目的的理解，而不是以社会为目的的理解。

但这个生活立场却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样的生活违背了生活的本意，使生活失去了它本来的目的(Telos)。

所以，法哲学在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进行观照，在观念中型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的过程中，必须抱持一个基本的生活立场——这个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图景是为了真实的人的生活（法律生活）而不是为了社会而型构的。无论是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还是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都是、也不能不是首先以对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即公正的生活层面或者说现实层面的具体内涵的诉求为基本前提和实际内容的。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司空见惯。既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基本的初级诉求，也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高的诉求。

可以说，法哲学的这种思想努力的动力是与人本身的生活直接相连而蕴涵于人对生活理想的热望与具体的生活过程与活动之中的。在此，知识论态度将置换为目的论态度。

因此，公正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的真正的生长点，是法律的最原始的、也是最完整的表现与存在方式。法哲学所从事的始终只是关于以生活目的为基础和旨趣的在思想上建构人们的理想法律生活及其相应的理想的法律图景的可能的思想过程或者思维方式。

所以，生活意义是伦理学的存在论前题，伦理学只面向生活事实，无论去死还是去活都是生活事实而不是理论问题（至多是行为问题）。很明显，对具体法律制度模式的选择与建构正是法律科学的任务。